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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中國傳統村落何去何從
發布時間:2016-10-27

    慈溪是我的故鄉,我到故鄉談自己特別關切的傳統村落問題,有很多的情感在里面。傳統村落保護已經由初期的探索階段,進入到理性階段,我們需要思考很多重要的實際問題。

  首先我想談談2006年召開的“西塘會議”。早在2002年,我們就開始做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普查。那時只提到了村落民俗和村落文化,還沒有提到村落保護。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傳統村落正迅速瓦解,于是提出了村落保護問題并召開第一個重要會議,即“西塘會議”。我是在會后才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后來我到湖南隆回,看到了當地縣委書記整理出的村落文化遺產。他告訴我,他正是被西塘會議觸動,才有了主動整理的自覺。我陸續收到了很多類似的反饋。當時,我們認為保護村落首先要盯住的就是中國兩千多個縣,而縣長是最能治理農村問題的官員,縣長和村長是落實村落保護工作的關鍵,因此西塘會議是“縣長會議”,后來又在江西婺源召開了“村長會議”。

  當然,只有西塘會議的統一認識和發表宣言還不夠,必須有行動。在實際保護過程中,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和先覺很重要,因為知識分子一會獨立思考,二能逆向思維,三有歷史前瞻性。在這樣的認識下,知識分子必須先付諸行動。于是,2008年我們開始策劃中國古村落調查,選擇了一個在邯鄲和安陽之間的地點作為項目開始的中間原點,由此向整片中華大地擴展。恰逢國務院于2009年年初公布了《歷史文化名村名鎮保護條例》,我看了以后覺得應該支持政府工作,畢竟村落屬于行政體制管轄的部分,由政府部門來保護更有利。但住建部和文物局做了一兩年之后,發現了問題:他們大都是從“文物”的角度即從村落的建筑、布局等出發,很少涉及非遺的內容如民間節俗、信仰等內容。所以我們決定還要接續之前的工作,促進政府對古村落的保護工作。那是一個思想爭辯的時期,很糾結。國家正在推進新農村建設和舊城改造,而我認為“新農村不是洋農村”,反對大拆大建,希望能夠拿出好的解決辦法來。直到2012年,國務院接受了我的想法,做出了一個有文化史里程碑意義的決定,即由住建部、文物局、文化部和財政部四部委聯合做傳統村落保護。項目決定下來后,我向住建部領導表達了我的看法,即首先要把《傳統村落保護名錄》定下來,國家就有了保護的責任。于是,中國民協開始配合政府做這個名錄。四年來,經過評審認定的傳統村落共有三千多個,可以說我們基本掌握了這些遺留到今天的、最重要的傳統村落的情況,這非常了不起。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官方的村落保護體系,也沒有可借鑒的范本。對于物質文化遺產,我們有《文物法》和“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非遺我們有《非遺法》和“非遺名錄”,對于村落保護,我們有《村落保護規定》與《傳統村落保護名錄》,這是非常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對自己文化的認識。中國的自然條件、地域文化和民族差異形成了村落文化多樣性,但更深的意義在于它是我們民族最古老的根性家園,能認識到這一點并著手整理,這是一件大事。

  文化遺產進入國家視野,不是保護工作的結束,而恰恰是開始。就保護工作來說,目前有三點最重要:第一,希望地方注意國家的相關保護規定,其中涵蓋了保護的標準以及方方面面的尺度和要求;第二,要書寫村落史、村落志,我們要有這樣的文化自覺;第三,開始制定保護規劃,村民要有文化覺悟,即便這樣的覺悟未達到文化遺產的價值層面,但是至少已經意識到有價值了。

  盡管如此,村落保護的問題依然存在,且形式嚴峻。我認為村落保護仍有兩個難以破解的難題:

  一、空巢化。前兩年我路過太行山,驚訝地發現大部分村子都是空的,很蒼涼。遷走的每位村民都帶走了一部分村落記憶,一個古村落的歷史和文化就這樣無聲地消散了。即使是已進入保護名錄的村落,村里的人也越來越少,因為村民同時面臨來自于社會發展的外在壓力和來自于他們追求更舒適生活的內在壓力。針對空巢化這個問題,我認為政府應該做三件事。一是把村落保護列入城鎮化建設的規劃中來,作為必須解決的難點來對待。二是要改善農民的生活質量。我非常贊成浙江西塘鎮書記將居民的排水問題作為首要問題去解決;婺源在定下整體徽派建筑基調的前提下,在村落建設方面給村民建新房和升級部分生活空間的權利,切實把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放在第一位。三是要解決好村民的經濟來源。如果原住民走了,房子空了,何談保護?這是針對政府談的,而跟專家討論的空巢化則是村落文化的消逝和因旅游開發造成的失真。

  二、過度旅游開發。世界上所有的歷史名鎮名村都有人去旅游,但開發商沒有權利去肆意開發。對我們來說,村落的意義首先是“鄉愁”,是民族的凝聚力,是大地上的根,是五千年來我們休養生息的精神家園。村落有旅游價值,但還有歷史、民俗、審美、文學等多重價值,保護傳統村落不能以旅游價值為首位。搞旅游要遵循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既會造成文化失真和碎片化,也會誤導村民把村子看作賺錢工具。很多地方把旅游化看作村落的出路,把進入“傳統村落名錄”看作開發旅游的契機。我不反對村落旅游,做得好當然是好事,但粗暴、過度的開發切不可取。為此我對傳統村落的現狀喜憂參半,憂遠大于喜。村落開發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過程,文化史一旦被扭曲就無法復原。無論是知識界、政府官員,還是作為村落當家人的村長,都要清楚這些,否則到手的傳統村落會得而復失。

  目前,村落保護的形勢非常困難和復雜。我們首先要集中力量保護那些進入國家傳統村落名錄的村子,要改善村民生活質量、解決他們的經濟來源,最重要的是啟發村民的文化自覺。村落是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又是傳統社區,因此村落保護跟非遺保護一樣都需要活態傳承,最根本的還是要靠原住民。有鄉賢為了保護在拆遷規劃內的古村,出資買下了整個村落,包括油燈、算盤甚至古樹等,并與當地政府商量如何保護這個村落;還有的鄉賢發揮自己的古建專業特長,測繪了村里的建筑以備日后復建。因此,喚起村民的文化自覺是最根本的。鄉賢越來越多是好事。現代鄉賢指的就是村落中有經濟實力、道德影響力和文化情懷的人,村落保護可以由他們牽頭。只有當老百姓成為村落保護的主體,保護才能真正有效并薪火相傳。

  村落是說不盡的話題,也是今后幾十年中國重要的文化課題。我們的思考、研究和理念非常重要,能否有多種思想和理念的碰撞、交流,是本次論壇成功與否的標志。希望我們能貢獻更多的思想和理念,共同推動傳統村落保護這項國家和民族的重要事業。(馮驥才: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協主席)(根據作者在2016中國傳統村落保護(鳴鶴)國際高峰論壇上的發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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